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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Swaha Pattanaik为路透热点透视专栏作家,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股票分析师的悲观情绪升温,强化了有关全球经济增长的新警告信号。如果过去可以作为指引,这意味着受到贸易紧张局势、美国货币政策逐步紧缩和企业借款成本上升而恶化的坏消息,可能会变得更糟。   摩根士丹利(41.96, -0.46, -1.08%)称,MSCI明晟发达市场指数涵盖的23个发达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公司业绩分析师预估上调数量多于下调数量,这种情况是2013年以来首次。而就在六个月前,还有17个国家的公司业绩预估是上调多于下调。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分析,过去20年中,这种情况往往与美国或欧洲经济衰退时机相吻合。   目前还没有出现衰退,但经济增速已经在放缓。上周公布的零售销售和生产数据表现低迷,加剧了围绕美国的担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称1月汽车销量同比下滑近16%。2018年末意大利陷入衰退,德国勉强躲过衰退:德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02%。据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计算,GDP增长额比欧洲乐透彩(Euromillions)周五奖金池资金额1.6亿欧元还要低。   这引起央行官员的关注。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保持耐心、而非继续升息,欧洲央行的鹰派代表、荷兰央行总裁克诺特则建议保持克制。理论上来说,更现实的观点使投资者不太容易受到重要数据的冲击,例如将于周四公布的采购经理人调查数据。   但不利数据的压力可能考验投资者耐心。花旗10国集团经济惊喜指数(Economic Surprise Index)本月早些时候显示,数据弱于预期的幅度为2013年以来最大。此外,据摩根士丹利计算,今年迄今为止企业提到“放缓”的次数为历来最多。过去这往往预示着平均预期面临下调风险。   历史不一定会重演,但全球经济同步增长迅速转变为全面经济放缓、以及货币政策刺激措施的有限空间令人担忧。分析师现在都已经转向谨慎立场。
开始日期:02-22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22日消息,亚特兰大联储备受关注的“GDPNow”模型目前预测,美国2018年四季度GDP仅增长1.4%。   此前一周,亚特兰大联储模型刚刚将美国四季度GDP增长预期从2.6%大幅下调至1.5%。周四再次下调是因为当天发布的12月耐用品订单报告显示资本支出下降。   亚特兰大联储表示,目前预测四季度实际非住宅设备投资增幅将从4.5%降至3.9%。   较早时,摩根大通(105.47, -0.22, -0.21%)经济学家将美国四季度GDP增长预期从1.6%下调至1.4%,并将今年一季度增长预期从1.75%下调至1.5%。
开始日期:02-22
      央行发布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重点导读: 1、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货币条件维持不变,而是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动态优化和逆周期调节,适度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在上行期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下行期对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 2、货币政策调控较好把握了支持实体经济和兼顾内外部均衡之间的平衡,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3、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4、拓宽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切实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施力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银行债务存量,推动必要在建项目后续建设,分类协商处臵存量债务。 5、货币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央行大规模从金融市场上购买国债等资产意义不大,没有必要实施所谓量化宽松(QE)政策。 6继续推动实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行动方案,稳定宏观杠杆率,推动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加快补齐金融监管短板,继续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报告称,适度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在上行期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下行期对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   报告指出,货币政策仍有很大空间,央行大规模从金融市场上购买国债等资产意义不大,没有必要实施所谓量化宽松(QE)政策。
开始日期:02-22
    31省份财力大盘点: 广东连续28年居首,山西增速最快   简介:与2017年相比,浙江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山东,成功抢占第四名。河北超过湖北,江西超过重庆,山西超过云南,而天津由于财政收入负增长,直接从15位下滑至19位。   财政收入,被视为地方经济实力的晴雨表,备受市场关注。   最能够反映地方经济整体情况的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期,各省份相继披露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包括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前三位排名不变,其余位次有赶超有下滑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梳理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发现,广东省以1.21万亿元收入排名第一。这是广东省连续第28年位居榜首,且地位难以撼动。江苏以8630亿元位居第二,上海首次突破7000亿元关口,以7108亿元位居第三。   浙江收入规模首次超过6000亿大关,达6598.08亿元,山东紧随其后为6485亿元;北京为5000亿级;四川、河南、河北、湖北、安徽、福建收入超3000亿元,其中安徽和福建是首次超越3000亿级。湖南、辽宁、江西、山西、重庆、陕西、天津收入超2000亿元,其中山西是首次。云南、内蒙古、贵州、广西、新疆、黑龙江、吉林收入超千亿元,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亿。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前六名均来自东部省份,这6省份收入占全部地方收入比重约为48%,基本贡献全国地方一半的财力。   与前三位排名没有变化不同,去年一些收入规模相近的省份排名出现明显变化,不少省份实现赶超。   与2017年相比,浙江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山东,成功抢占第四名。河北超过湖北,江西超过重庆,山西超过云南,而天津由于财政收入负增长,直接从15位下滑至19位。   由于各省市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不一,从收入增速更能体现去年各省经济发展情况。   煤炭大省山西延续了前年收入高增长,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全国最快,高达22.8%。这与近些年煤价总体维持高位,当地煤炭等能源行业利润增速较高以及非煤产业如汽车制造业税收高增长有关。同时,当地非税收入保持高速增长也是原因之一。   天津是31省份中唯一收入增长为负(-8.8%)的城市,增速垫底。实际上,2017年天津收入也是负增长(-10.4%),而2019年天津市预计收入继续负增长(-6%),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减税降费以及财政收入挤水分、做实财政收入。   另外,重庆市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0.6%)也几乎为零,其中非税收入下滑,收入质量得以提升。   由于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叠加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影响,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数据梳理发现,与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相比,今年除了天津、重庆、新疆收入预期增速略有提高,吉林目标持平之外,其余26个省份均有所下调,其中下调幅度居前的有西藏、山西、陕西、浙江、安徽、贵州等省份。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浙江居首   除了以税收为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地方也很依赖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通常称“卖地收入”。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公开数据发现,以2018年以卖地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看,浙江以约8737亿元收入规模居各省份之首,江苏以8223亿元紧随其后,山东以6001亿元位居第三,排名第四的广东该项收入约5887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3000亿元的省份有河南、四川、湖北;收入超2000亿元有河北、福建、江西、重庆、湖南、上海、北京等7省市;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天津卖地收入超千亿。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河南、湖北、重庆、江西五省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份两项收入相差不大。这意味着上述省份财政收入比较依赖卖地收入。   去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创历史新高,保持22.6%较高增速,这主要是卖地收入创新高。   从各省份情况来看,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最高的是云南(75.9%),紧随其后的是湖南(73.7%),青海、山东、河南、江西增速均高于50%。   各地政府性基金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加快卖地筹集资金还债;中央下达的专项债券规模增加也是原因之一。比如,湖南省财政厅称,各地主动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加大土地等国有资产处置力度,筹措资金还本付息,带动收支快速增长。   去年并非所有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都保持增长,北京、天津、黑龙江、海南四地该项收入呈现负增长,其中北京降幅达35.9%。
开始日期:02-22
    数说“脱贫攻坚”:6年累计脱贫8239万人,与德国总人口相当   简介:从2012年~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看,每年贫困人口减少的规模分别为:2339万、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   2019年,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进入第二年。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再次强调,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一任务目前进展如何?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   与2012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人相比,6年来累计减少了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8239万人口脱离贫困是什么概念呢?德国人口约8267万、英国6600万,法国6500万。这样算来,相当于这些国家的全国人口。   以2020年为节点、以2018年末数据看,两年内需要脱贫的人口为1660万。   从2012年~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看,每年贫困人口减少的规模分别为:2339万、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   国家统计局分析文章称,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主要来源。从收入来源来看,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627元,比上年增长13%;人均转移净收入2719元,比上年增长17%;人均经营净收入3888元,比上年增长4.4%;人均财产净收入137元,比上年增长14.8%。
开始日期:02-22
    31地顶格减征“六税两费” 减负规模超千亿元   主持人孙华:今年,减税降费成为关键词。多省份政府报告明确激发市场活力,确保企业轻装上阵。今日本报就今年减税的规模会有多大以及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等问题给予详细解读。   本报记者 包兴安   目前上海、北京等31个省(区、市)相继发布了减税降费新政,明确小微企业“六税两费”按50%幅度顶格减征,减负规模超过千亿元。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对《证券日报》表示,地方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与中央提出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因为税费负担是影响一个地区营商环境最为实质性和关键性的指标,也能彰显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足够的诚意。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大,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需要通过减税降费政策来提振企业家投资信心。   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其中,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例如,上海市将对小微企业实施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政策。同时,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50%征收“六税两费”。据测算,实施这一减征措施,预计将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约9亿元,惠及小规模纳税人约76万户。   北京市税务局与北京市财政局日前共同印发《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明确按50%的最高幅度顶格减征资源税等“六税两费”。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扩大了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投资初创科技企业优惠范围,增加了相关优惠税种,提高了减免额度,实行减半再减半优惠政策和叠加享受优惠政策。上述政策将惠及北京市100余万户纳税人,将为北京市小微企业减税90多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减税降费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小微企业普惠性税费减免政策将惠及内蒙古自治区138万户企业,从今年起,每年将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72亿元左右,三年累计减税降费216亿元。   对于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相关部门均作出了明确表态和部署。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2019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集成推出了22条具体举措,既有政策性措施,又有服务性措施,全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意见要求,认真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措施,采取有效举措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成立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纳税服务司设立小微企业服务处。切实做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落实工作。
开始日期:02-22
      随着3月1日期限的临近,中美经贸磋商明显提速,正在进入冲刺期。   在2月21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中美双方工作层已经于2月19日开始工作,高级别磋商于21日至22日举行。双方将在上一次高级别磋商的基础上,就有关经贸问题进一步深入沟通。   高峰表示,双方经贸团队举行如此密集的磋商,目的是按照两国元首共识,努力达成协议。   根据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共识,中美将在3月1日之前加紧磋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取消2018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在此之前,双方不再升级关税措施。   分析认为,目前的谈判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双方都希望能按时达成上述协议,但也不排除延长谈判期限的可能性。   针对有消息称中美正在就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草拟6项谅解备忘录,并研究可以削减中美贸易顺差的10条措施的说法,商务部回应称,关于谅解备忘录等具体内容,目前尚无更多的信息可以透露。   中美经贸磋商马不停蹄   2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率领的中方团队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国高层代表团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两天的高级别磋商。   本周,双方团队马不停蹄地在华盛顿开始了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高峰介绍,中美双方工作层已经于2月19日开始工作,高级别磋商于21日至22日举行。双方将在上一次高级别磋商的基础上,就有关经贸问题进一步深入沟通。   “双方经贸团队举行如此密集的磋商,目的是按照两国元首共识,努力达成一致。至于磋商的具体进展程度,要等到磋商结束后才会有进一步的信息发布。”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中美经贸磋商明显提速,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谈判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中美双方都希望尽可能趁热打铁,寻找并扩大共识;另一方面,距离3月1日的期限越来越近,双方都希望在此之前能达成一项协议。   去年12月初,在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期间,两国约定了90天的““停火期”,即在3月1日之前,双方不再升级关税措施,并利用这一时间窗口抓紧谈判以达成一项贸易协议。   白明表示,目前双方还是希望能在这一期限前完成谈判的,但也不排除谈判延期的可能性。“特朗普声称3月1日‘并不是一个有魔力的日子’,实际上有暗示延期的意味。现在双方正积极争取,以避免‘夜长梦多’,但由于涉及问题非常庞杂,对一些复杂问题也不能操之过急,延长一段时间来谈判也是一个选择。”   白明表示,此前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会晤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目前双方的谈判正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而进行的,元首外交在解决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已就谅解备忘录开展磋商   发布会上,有媒体援引相关报道称,中美原则上已经就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服务业、汇率、农业及贸易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草拟了6项谅解备忘录,并且在研究中国可以削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10条措施清单,其中包括购买农产品、能源和半导体等产品。   高峰在回应上述报道的求证时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等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透露。   白明指出,上周在北京的谈判中,双方已经就双边经贸问题谅解备忘录进行了具体磋商。当时,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表示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   他表示,从形式上看,谅解备忘录是对磋商做出的框架性的承诺,能够勾勒出相关问题的范围及实施方向,其本身并无惩罚机制。他预测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可能还会延伸出很多执行机制、具体的协议、法律法规等条约以及商业合同。   白明认为,从内容上看,中美经贸磋商已不局限于关税等边境措施,而是延伸到国内的体制机制、竞争环境、产业补贴等更广泛的领域。“这意味着在结构性改革领域,磋商面临着不少难点。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对于符合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内容,我们持开放态度,但对于一些问题,比如限制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等议题,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对此我们的底线是明确的。”   他表示,在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已经采取了更好的保护措施,比如,正在制定中的《外商投资法》已明文规定,不得强制外商转移技术。   “在开放方面,中国的关税已从15.3%降到9.8%,现在又降到7.5%,中国正在主动下调货物进口关税以扩大进口,未来中国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的开放也存在很大的潜力,而美国有市场准入的诉求,这或将成为磋商的一个重点。”   此外,中国非常愿意扩大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其中包括半导体的进口,但是常年以来,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越来越收紧,这是中美贸易产生巨大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明认为,中国愿意在保证下游企业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农产品、能源、半导体等产品的自美进口,但美方不能以此要挟中国企业,对此中国也要保持一定的可替代性,不能被他国“卡脖子”,也要注意这部分进口对国内自主研发能力、以及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   在汇率方面,白明强调,中国从未刻意操纵过汇率,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主要在做的是追求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维护货币稳定是包括日本、欧洲央行在内都在做的。而且所谓汇率操纵是让人民币贬值,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而中国央行所在做的正是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在这方面中美是容易达成共识的。
开始日期:02-22
    央行调研报告: 我国利率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本报记者 张奇 北京报道   2月21日,央行的三个调研组发布了四份调研报告。   调研结果表明,2018年以来,随着美元加息,境外美元融资利率上升,企业境内外美元综合融资成本已差异不大。境外人民币贷款利率先跌后升,综合成本有反超境内之势;发债利率波动较大,总体高于境内发债成本。   调研结果还显示,当前我国的利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甚至是偏低的,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引导利率下行应慎重。   境内外融资利差不断收窄   央行办公厅调研组对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成本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整体来看,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趋紧影响,从境外进行融资的成本持续上升,境内外利差不断收窄,境外融资优势明显下降。   央行货币政策二司调研组的调研结果也显示,2018年以来,随着美元加息,境外美元融资利率上升,企业境内外美元综合融资成本已差异不大。境外人民币贷款利率先跌后升,综合成本有反超境内之势;发债利率波动较大,总体高于境内发债成本。   2018年以来,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平均利率水平稳中趋降,前三季度分别为5.96%、5.97%、5.94%。境内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降,境外贷款利率上升,两者之间的利差不断收窄。例如,重庆某纺织企业从境外借入2150万美元贷款的综合成本为4.7%,与境内人民币贷款成本仅差0.09个百分点。   同时,境外美元发债利率上行,境内人民币发债利率稳中趋降,如果考虑境内使用美元债也需额外支付的锁汇成本,企业境外发美元债的综合成本与境内发人民币债的成本已较为接近,甚至有的已经倒挂。例如,四川某企业去年11月境外发行3年期美元债利率6.8%,比其7月在境内发行的同期限中期票据利率高0.6个百分点,加上锁汇成本后的综合成本比其境内融资成本高近1个百分点。   此外,境外人民币贷款主要为制造业企业的短期限、中等金额的贸易融资业务,与境内票据融资业务更具可比性。境内票据融资平均利率从一季度的5.58%降至三季度的4.22%,已低于去年10月份的境外人民币贷款平均利率。境外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主要根据银行资金成本加减点确定,受离岸市场人民币供求影响较大。   央行货币政策二司调研组还以江苏省企业为样本,对近期企业境内外融资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据最新调查,目前江苏省普通企业境外一年期人民币贷款综合成本(有担保)通常为5.16%-6.36%;类似企业境内一年期人民币贷款综合成本(有担保)一般为5.07%-6.22%;而银行的优质大客户(一般为大型央企国企,无需担保)从境内银行获得同期限人民币贷款综合成本为4.13%-4.57%。   可见,当前跨境人民币贷款相对境内并无成本优势,导致跨境人民币贷款需求大幅降低。2018年上半年,江苏跨境人民币贷款流入同比增长74.6%,而7-10月则同比下降40.9%。在目前政策趋势下,调研组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维持这种格局。   引导利率下行应慎重   央行上海总部调研组从“资金洼地”现象分析了我国利率水平和中外融资成本差异。   发达国家利率水平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呈现出“资金洼地”特征;我国京沪深等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如此,利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资金洼地”现象是一个客观、稳定的存在,这一现象体现了资金“嫌贫爱富”的逐利本性。“洼地”的资金向高利率地区流动,国家间需考虑汇率锁定成本,地区间需考虑风险溢价,往往是最终的实际利率和本地区原本的利率水平基本相当。   央行上海总部调研组认为,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利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甚至是偏低的,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引导利率下行应慎重。   一是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法则”,长期利率水平等于一国GDP增速。目前我国贷款基础利率(LPR)为4.31%,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为5.76%,均低于名义GDP增速。二是根据中性利率理论,长期利率收敛于中性利率,即充分就业时的利率。统计表明,新兴市场国家中性利率约低于GDP增长率4个百分点。按我国6.9%的GDP增长率推算,中性利率约为2.9%,加2%的通胀,名义中性利率为4.9%,我国国债收益率水平和贷款基础利率均低于名义中性利率。三是和人均GDP水平与我国接近的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国相比,我国市场利率水平是最低的。   调研组称,理论上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由于我们目前利率水平实际上是偏低的,加之汇率和外汇储备稳定方面的考量,要避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开始日期:02-22
     美联储加息路径仍不明朗 年内“停止缩表”共识形成   过去的2018年,美联储连续加息、缩表的操作使得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承受巨大压力。最新的FOMC议息会议纪要让市场松了口气:纪要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在今年晚些时候应停止缩表。如何理解这一表态?这一表态又将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当地时间2月20日,美联储公布的1月29日-30日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继续强调将对货币政策保持“耐心”,但对今年晚些时候再加息所应具备的条件存在意见分歧。同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在2019年年内宣布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是合适的。   由于近期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焦点已从“加息”转向了“缩表”。美联储会议纪要发布后受到市场欢迎,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全部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涨0.24%,标普500指数涨0.18%,纳斯达克指数涨0.03%。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攀升至2.64%。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为,此次纪要含金量最大的信息就是几乎所有委员就年底前结束缩表有初步的共识。至于加息,虽然其认为美联储在3月份再次加息的概率较低,但认为要在现在得出年内美联储会停止加息的结论为时过早。   持有相似立场的还有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他在会议纪要公布后的一份报告中预计,美联储会在3月份的会议上宣布,第三季度末将停止“缩表”。至于加息预期,Jan Hatzius保持不变,仍然预计2019年会加息一次。   年内“停止缩表”共识形成   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去年10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距中性利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言论,一度令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急剧上升,并成为美股市场陷入动荡的重要原因。   经历了“黑色平安夜”以及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12月市场表现之后,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华尔街,都对于鲍威尔的持续加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美联储的决策可能对经济造成伤害,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出现。   在今年1月底的年内首次FOMC会议上,美联储不仅将利率维持在2.25%至2.5%的范围不变,还删去了有关渐进加息的前瞻指引,让市场看到一个政策立场明显向“鸽派”转变的美联储。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之间,美联储的论调变化明显,2019年美联储将走向何方仍然难以明朗,这也是美联储官员的任何言论都会被市场用放大镜来仔细“检阅”的原因。   在周三的会议纪要公布后,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在其报告中指出,因为金融状况不确定、全球经济放缓以及通胀水平疲软,FOMC会议纪要在政策前景中继续强调保持“耐心”。   在评论美联储有关资产负债表的言论时,Jan Hatzius也指出,几乎所与会者都认为年内停止缩表是合适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在原则上保持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Jan Hatzius预计美联储将在3月份的会议上宣布,将在第三季度末时停止“缩表”。   “我们美国经济研究团队早在去年7月就提出美联储可能最早在今年9月份会终止缩表,目前来看这种判断实现的概率明显上升。”章俊也认为,“美联储在9月份就终止缩表的概率较大,同时预计美联储最早会在3月份的联储纪要中正式提出并详细阐述终止缩表的政策框架和操作步骤。”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安抚金融市场、挽救美国经济,美联储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与持续扩张,自2015年12月开启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至今已经完成9次加息。而自2017年10月份开启“缩表”进程至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已从2015年4.5万亿美元下降至目前的4万亿美元左右。   加息路径仍模糊   至于未来的加息路径,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多位官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今年晚些时候如何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部分官员认为,只要通胀高于他们的基准预测,加息才可能是必要的。部分官员则认为,若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预期,今年晚些加息是适合的。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周内,美联储部分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均强调了对未来政策决策的耐心态度,并重申下一步将更依赖数据做出决策。   克利夫兰联邦银行行长Loretta Mester周二曾表示,在对政策利率进行任何进一步调整前,官员们将会考虑到中期的情况。此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John Williams接受路透社采访表示,除非新的经济增长信号或通胀数据证明有必要,否则不赞成再次提高利率。   对美联储困扰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就在近期,标普全球评级还将美国经济未来一年内出现衰退风险的预期从去年11月预测的15%-20%上调至20%-25%。   但章俊认为,近期美国经济数据较为纠结,但很难得出美国经济出现趋势性下行的结论。比如失业率连续两个月出现反弹回升至4%,但主要是受政府关门影响。CPI则在连续两个月大幅下滑之后降至1.5%,但主要是短期内受能源价格拖累;如果看核心CPI同比依然维持在2.1%,也没有出现趋势性下降。此外,圣路易斯联储金融压力指数和芝加哥联储全国金融状况指数也显示美国目前金融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性收紧情况。   基于这些数据,章俊表示:“虽然我们认为美联储在3月份再次加息的概率较低,但要在现在得出年内美联储会停止加息的结论为时过早。”   章俊认为,目前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依然较高,加息的时间点会在6月和9月,中间在3月和6月暂停加息主要是担心持续加息可能会导致金融条件过快收紧从而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上升,因此每次加息之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分析和判断实体经济的走势和承受能力,进而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走。   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Jan Hatzius仍然保持不变,预计2019年将加息一次,并且存在“另外0.6次”加息的可能性(该数字仅反映几率而不是实际情况,因为美联储不会“打折”加息)。   考虑到今年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相对于去年而言明显上升,章俊认为,如果年内国内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一旦美联储在短暂暂停之后重回加息路径,则意味着国内政策需要再次调整和转向。因此,章俊认为,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前瞻性显得尤为重要,而政策的重心还是应该聚焦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把流动性引入实体经济。   21世纪经济报道 向秀芳 封面及文中图均来自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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