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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港股市场走势强劲,恒生指数在8月30日更是突破28000点大关,并于近期创下年内新高。 截至9月19日,今年以来恒生指数则大幅上涨了27.5%,涨幅远甚于上证指数。针对港股走势,恒生前海基金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石琳表示,港股本轮的上涨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业绩+资金”双引擎的推动下实现的快速增长。她同时表示,从当前估值水平看,港股整体水平仍然处于历史均值附近,四季度表现仍然值得期待。   基本面改善成为港股上涨最强支撑点 在恒生前海基金日前举办的四季度投资策略会上,石琳表示,基本面改善成为港股上涨最强支撑点。 “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向好,企业盈利改善明显,为港股提供了基本面支撑。”石琳表示,目前香港市场上,内地企业的数量占比约50%,市值占比约60%,交易额占比约70%,内地经济环境的冷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香港上市公司的表现。“年初至今,宏观经济数据一直超预期表现,市场上对于国内GDP的增速的预期从2016年最低时期的6.2%,修复到目前的6.7%,推动了恒生指数进一步上行。”石琳表示。 事实上,除了企业基本面良好,南下资金的持续涌入,也是助推港股今年以来走势强劲的一大因素。数据显示,国内南下资金占港交所交易额的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8%上升至约20%的水平。目前港股通持股市值总额6900亿港币,占港股通标的总市值的2.5%。“港股通目前交易量占香港主板股票交易量约11%-12%,加上原有的内地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内地资金在香港市场的参与度超过了20%。”石琳表示,南下资金的持续流入,推动港股进一步价值重估。 此外,工业企业持续降杠杆,利润增长提速,银行资产整体质量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从而也带动了海外资金不断流入港股市场。   港股估值优势仍较为明显 随着港股的上涨,其估值得到提升,目前港股价格是否已经比较“贵”了?对此,石琳认为,港股估值优势仍较明显。 数据显示,年初至今,尽管港股整体表现优异,由于两地上市的股票中A、H股的不同走势,以及汇率变动的影响,港股估值折让未减反增。截至目前,AH溢价指数超130%。此外,从长期投资价值看来,2016年香港市场股息率为3.7%,明显高于A股市场的2.1%。 与港股市场上丰富的指数化产品相比,目前内地港股通基金主动管理型产品占比更加大。随着国内投资者投资港股的意愿正在不断提升,在具体的投资类型上,恒生前海基金指数及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杨伟认为,指数化产品或为国内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港股市场的投资工具。 伴随着指数化投资的快速发展,市场上的指数基金标的已经从第一代的规模指数、第二代的风格、行业和板块指数发展到目前的第三代指数基金即Smart Beta指数。杨伟表示,Smart Beta本质上是一种指数化的被动管理策略,旨在通过选股以及权重的优化,以期获得相对于传统指数的一定超额收益。以恒生指数公司开发的一只Smart Beta指数——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为例。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9日,自2010年9月3日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基点日以来,该指数总回报为99.50%,同期恒生总回报指数涨幅为73.15%。相对于恒生指数,有接近26%的超额收益。
开始日期:09-25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在南开金融(北京)论坛第十五期暨南开金融科技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表示,应不断整顿和完善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机制,推动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已从快速发展阶段进入到规范发展阶段。对此,李东荣指出,消费群体变化、普惠金融所需和低利率市场环境共同构成市场对金融科技的需求因素,而技术进步、监管环境变化、金融专业人才涌入等因素直接从供给端加速金融科技的形成和发展。   李东荣提示,金融科技通过加剧多元化主体的有效竞争、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等角度对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发挥着正向影响,但由金融科技引发的金融风险、网络安全及其带来的“羊群效应”、不正当竞争和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目前,国际组织高度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各国政府对金融科技态度更趋积极,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是相互促进、合作共赢的关系,传统金融机构可凭借资金实力、风控能力和金融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与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共同构建兼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因此,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消费者保护为前提、以普惠金融为导向、以风险防范为重点的金融科技监管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正逐步形成国际共识。   针对国外业界动态和我国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李东荣提出,应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科技监管等相关机制,推动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健全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平衡金融科技的创新和风险、加强消费者保护、完善行业自律和行业标准、引领国际监督合作等做法可为我国金融科技的完善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开始日期:09-25
       逆全球化并非历史上的新事物。回首19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起起伏伏的波浪式运动是其发展的历史特征   世界经济史上的全球化发展规律和本轮全球化进程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而当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格局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扮演贡献角色的大国,将推动全球化走向新型发展之路。   逆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格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显著地冲击了全球贸易增长趋势、全球贸易政治取向和全球贸易治理方向,但全球化也总是在波浪起伏中不断向前发展,阶段性的波折不会改变历史进程,未来全球化还会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全球贸易增长态势长期低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八年多时间,但全球贸易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疲弱态势,为二战以来少见。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在10多年内一直以两倍于全球GDP的增速扩张,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金融危机之后,在各方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全球贸易有了暂时性的反弹,但随着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近年来全球贸易出现了数十年不遇的持续性低迷。从贸易名义金额来看,全球贸易额增速已经连续五年低于GDP增速,为二战以来少见。其中,2015年、2016年全球贸易额分别陷入-13.2%、-3.2%的负增长,与1980年以来高达6.8%的平均增长水平形成鲜明对比。从剔除价格因素的贸易量来看,全球贸易在2012年到2014年间勉强赶上GDP增速,2015年、2016年则比GDP增速分别低0.3、1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仅为1.3%,比1980年以来的贸易量平均增长水平低3.4个百分点。即便2017年上半年全球贸易有所好转,但这究竟是周期性的反弹还是趋势性的繁荣,各方观点仍然缺乏共识、缺乏信心。   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愈演愈烈,全球贸易面临的政治气氛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曾是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重要倡导者,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特朗普政府执政中都体现出严重的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倾向,不少国家也同样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新增加实施145项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12起,同比大幅提升。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国。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同比分别上升36.8%、76%。特朗普抛弃了美国长期倡导的自由化政策方针,反复宣称要采取措施改变美国贸易赤字,并在2017年8月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华发起影响巨大的301调查,触发中美贸易战的风险急剧上升。甚至连德国这样秉持自由化理念的贸易顺差国,也于2017年7月通过了收紧外商投资审查的新规,投资自由化的开放大门也面临转向的风险。   全球贸易治理缺乏领导力,多边、区域等各层面接连遇挫,未来发展方向充满不确定性。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了GATT/WTO多边贸易平台,中国加入WTO则进一步巩固了以多边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但2008年多哈回合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美国意识到已经无法在多边平台主导全球贸易治理,奥巴马政府基本放弃了WTO,转而向TPP、TTIP以及中美BIT等投入大量精力,试图在区域和双边平台中各个击破。尤其是2015年TPP突破性地完成谈判,一度被视为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风向标。但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出了美国主导完成的TPP,将与欧盟的TTIP谈判和与中国的BIT谈判束之高阁,要求重新谈判已经实施23年的北美自贸协定,区域和双边平台也遭遇到重大挫折。由此,各方对未来全球贸易治理应该如何推进的分歧进一步加剧,贸易规则标准提升的方向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历史经验中的全球化发展与逆潮   逆全球化并非历史上的新事物。回首19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起起伏伏的波浪式运动是其发展的历史特征。   本轮全球化起于20世纪中后期,而19世纪第一轮全球化的成就与今天相比不遑多让,兴衰起伏的运动规律、历史经验对判断当今局势有重要意义。工业革命之前的贸易以香料、烟草等特殊商品为主,运输成本较高决定了早期贸易具有“量少价贵”的特点。19世纪初,工业革命已经从英国传播到大西洋其他国家,尤其是轮船和铁路等技术发展大大降低了跨国贸易成本,连接了美国国内生产者、沿海港口和遥远的欧洲需求市场,使得大规模货物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大西洋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第一轮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带动了货物贸易高速增长、全球商品市场价格趋同和资本跨境流动。1870年到1913年间,西欧地区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24%,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870年的8.8%上升至1913年的14.1%,英国这一比重在1913年则高达17.5%,这甚至高于英国1973年时的水平。   从世界贸易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来看,第一轮全球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峰,比19世纪中期翻了一番。随后该指标长期回落,二战结束后开始恢复,20世纪70年代回升到上一轮全球化的峰值水平。20世纪8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带来了第二轮全球化,全球贸易格局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升级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拉长的贸易分工链条带来了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到21世纪初,全球贸易占GDP比重比20世纪70年代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二轮全球化的高峰水平。   特朗普主张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立场,他所代表的这些保护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期也出现过。19世纪末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显现,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诱发了逆全球化和反移民政治倾向。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排外法案即为这一时期产物,也就是臭名昭著的1882年《排华法案》。为了避免全球化对本国发展的冲击,1870年前后,逆全球化的政治力量推动美国关税从20%提高到40%左右,关税收入一度占到了财政收入的40%左右。美国的做法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示范效应。1879年,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利益,德国俾斯麦政府在欧洲率先提高关税,此后俄国、法国等欧洲大国也纷纷效仿,第一轮全球化自此受到关税壁垒全面回升的逆潮影响,紧接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全球贸易发生断崖式萎缩。与今天相似,当年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同样遇到很多问题,只承诺、不行动成为各国参与国际会议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当时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联盟组织意识到“尽管国际会议明确地表明要实行自由贸易,大部分国家也反复声明要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贸易’环境,但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像当时一样面临如此之多的贸易壁垒”。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的代价可能会超过全球化的收益,政治阻力完全可以让全球化陷入低谷、遭遇逆潮。   当前全球化发展的问题与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增长也因此经历了长期繁荣,但全球化红利在各国的分配却并不尽合理,很多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遇到了融入难、发展难的问题。一是过去的全球化由海上贸易而生,总体上海洋国家占据全球贸易主导地位,大陆国家和地区缺乏融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互联互通途径,如哈萨克斯坦等内陆国家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过去的全球贸易角色固化,部分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但没有机会开启工业化进程,如中东、拉美等地区。三是过去的全球化利用新自由主义理念干涉别国发展政策,标准过高、节奏过快的自由化反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危机甚至陷入停滞,如经历1998年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地区。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资本流动是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重要推力,但在各国政策难以充分协调的大背景下,跨国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背离越发突出。在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取巨额收益,但为了避税使得大量对外投资收入长期滞留海外,少量海外收入汇回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巨额逆差,导致国家经常账户严重失衡。2014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3920亿美元,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高达15034亿美元,即便扣除掉别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收入,也超过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带来了产业和技术,但也让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全球贸易格局的低端锁定陷阱,从东南亚到中国的众多国家都遇到了这一挑战。   全球化提高了要素配置和产业增长的效率,但全球贸易格局变迁难免给各国造成冲击,没有包容性的政策“兜底”往往引发种种矛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的不断外移使其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严重。集中体现美国工业逐渐衰败的“铁锈地区”如今已经成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重要票仓。国家产业体系的空心化进一步促进大量资金脱实入虚,虚拟经济比重不断增加,金融泡沫在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使得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底层劳动群体的反精英和反全球化诉求更加强烈,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各国竞相抬头。   新型全球化之路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全球化也应转型发展。过去,中国是全球贸易格局的融入者、接受者。如今,美国无法充分顾及国内外各方利益,其他发展中大国又难以有效发力,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格局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扮演贡献角色的大国,有条件、有能力推动全球化走向新型发展之路。   首先,积极支持新型全球化是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重要途径。   回望历史,20世纪初时大英帝国已经在财政、生产、贸易、军事等多个领域显出颓势,逐渐无意推动全球化。而新崛起的美国并没有做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思想准备,导致大萧条来临之际没有组织有力的国际合作,反而助推了贸易战、汇率战的爆发。约瑟夫·奈把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责任真空”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如今,二战后的全球化秩序稳定性下降,这需要中国更加积极地在开放发展中积极支持新型全球化。2017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演讲发出了支持和引导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声音,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时代担当和使命感。   其次,各国也有意愿推进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治理向前发展。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化逆潮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欧洲、亚洲等其他国家仍然有意愿支持全球化,中国也具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经验和能力。在欧洲,尽管欧美的TTIP谈判被特朗普搁置,但欧盟仍然坚持其他方式支持全球化,目前与日本、韩国、加拿大、越南等均已完成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与东盟、南方共同体的贸易协定谈判也正分别推进,这些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亚洲,尽管TPP已经不再有美国的支持和推动,但其他成员国没有放弃推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前发展的努力,或者诉诸RCEP等其他谈判,或者寄希望于中国加入并改造TPP。而中国也有经验有能力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时的一呼百应也反映了各方对我国发挥领导力的期待。   再次,从全球化受益者向贡献者角色转变是中国维护发展利益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抓住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在战略机遇,深度融入相互依赖的全球贸易格局,利用全球化这一外部环境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如今,中国在世界中的体量和影响力已经举足轻重,以至于任何机遇都取决于自身内在的战略选择,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等待外部机遇。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样的体量规模使得我国对世界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面对全球化逆潮加剧,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动中求机,从全球化的受益者转变为贡献者。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逆转,但是会呈现出新的态势。未来延续美式全球化道路难以行进,实施保护主义又不可行,唯有走新型全球化之路,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   一是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更多的国家在新型全球化中实现融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正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开拓新型全球化之路。许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上一轮美式全球化进程中融入难、发展难,面临基础设施、工业产能、贸易投资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和建设能力,拥有相对充裕的资金,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中国支持“一带一路”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沿线高铁建设和陆上贸易,探索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新方式,有利于让相关各国共享全球化的收益。   二是提升全球贸易投资包容度,让新型全球化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服务。代表着美国跨国资本利益的传统全球化已经难以持续,未来的新型全球化道路要提升贸易投资包容度,让全球化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服务,代表最广大国家的发展利益。2016年,我国在主办G20杭州峰会过程中推动各方通过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未来国际经贸规则要打造普惠共赢的全球贸易格局,充分照顾更多国家、更多产业、更多群体的实际情况,讲求效率、注重公平,既不受封闭的既得利益群体所左右,也不构筑排他性经济贸易圈子进行歧视,更不能让广大劳动群体陷入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公平劣势地位之中。   三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道路,让国内和国际开放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美国在倡导全球化的历史中,对外采取了经济和政治、社会问题挂钩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却忽视了国内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的矛盾。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在支持新型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当吸取这一教训。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具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走好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不仅有利于自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担当时代责任、塑造国际社会榜样角色的重要途径。一个能推动13亿人口大国稳定发展的政府,其开放发展理念必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倡导新型全球化的贡献,根本基础正是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表现。
开始日期:09-25
       不约而同地,欧盟和美国都在2017年酝酿着升级针对外资收购的监管,特别是在其敏感科技领域的收购,且指向性相当明显。   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布欧盟外资审查法律框架(下称“框架”)提议,同一时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否决中国私募基金以13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Lattice)的决定。美国国会也正在推动更新CFIUS地位的立法,若能成真,这标志着近十年来CFIUS最重要的一次改革,而此次美方将力求在敏感科技领域和特别关注国家投资者两方面增添特殊要求。   正如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Case,下称“伟凯”)在评估莱迪斯收购受阻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来自美国总统的干预恐怕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来自总统的决定在历史上而言是比较少见的。自从1988年国会通过了有关CFIUS地位的(法案)并给予总统阻止有关国家安全交易的权力以来,只出现了4起总统否决交易的案件。而其中3起就发生在过去5年之内,两起更发生在过去10个月之内。”   伟凯合伙人雅丽诺斯(Farhad Jalinous)是该律所应对CFIUS案件方面的领头人,他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CFIUS反对的交易越来越多,我们可能会看到总统复审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当交易方希望有白宫在政策层面或因政治原因参与其中的情况下。”   “国家安全”出现威胁?   CFIUS公布的反对上述交易的原因在于认为中方对于莱迪斯的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出现了威胁”。   此次中方私募基金收购莱迪斯的过程的确一波三折:自去年4月中方开始提出收购莱迪斯,到9月14日被特朗普正式否决交易,这笔交易被前后三次提交CFIUS审核,但三次都未在规定的75天内获得通过。   CFIUS在裁定中持续认定该交易对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而莱迪斯三次提出的缓和方案也均被CFIUS否决,甚至在最后一次提交缓和方案时,莱迪斯提出可以将其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全部交由美国政府控制和管理,但这一缓和方案仍然遭到否决。   通俗地讲,通常在外资收购美资企业并引起CFIUS异议时,收购方和美方都会达成协议,将敏感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以求得到CFIUS对交易的批准,这即为缓和方案。但有时如果剥离的业务已经变成了核心收购业务的一部分,那么不等到CFIUS的建议,这样的收购恐怕也会自动终止。   此次CFIUS认定,买卖双方提出的缓和方案并不能解除知识产权转移给外国的风险,并影响了完整芯片供应链对于美国政府的重要性及美国政府对于其产品的使用等。在这样一份反对建议摆在特朗普面前后,他也毫不犹豫地行使了总统否决权。   需要提到的是,莱迪斯是一家生产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厂商,其主要的产品应用在消费者电子产品领域。不过美国穆尔洞见分析公司的芯片分析师穆哈德(Moorhead)指出,可编程硅芯片通常被纳入武器和防御系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白宫阻止这笔交易。   “美国的军事系统里面就有莱迪斯芯片,所以美国政府不愿意让其被其他国家拿到。” 穆哈德表示,莱迪斯目前已经不向美国军方出售设备了,但过去他们曾这样做,而军方往往会将其设计的芯片储存起来,譬如“巡航导弹的芯片都有20多年历史了”。   中企面临更严格的CFIUS审查   伟凯在报告中指出,在CFIUS做出交易中国家安全问题无法被缓和的判定后,通常CFIUS会建议交易双方正式承诺放弃上述交易或者撤回申请,在大部分案件中,交易方会同意终止交易。   不过在此次,“交易方可能得出结论,即总统审查几乎没有任何不利之处,并希望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不顾CFIUS的反对意见,仍然批准该交易。”伟凯在报告中指出。   近年来总统接受CFIUS建议,直接否决交易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最近10个月中就有两次,一次是特朗普近日作出的决定,另一次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即将离任之前作出的否决决定,其共同点均是中资企业收购美资半导体企业,口径均是威胁“国家安全”。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CFIUS自2001年的年度报告计算(2001~2016),自2007年以来,中企收购美企的被审查案例和失败案例均逐年递增。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刚刚发布的CFIUS2015年度报告(其数据发布有1~2年滞后性),中国在2015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在2015年,CFIUS审查了中企在美国的29起交易,2014年这个数字是24起。   而在其中的多个收购案件中,交易方不得不因CFIUS的审查而反复退出,再重新提交CFIUS审核,并使用这种策略来搞清CFIUS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忧虑到底是来源于何处,其部分原因在于,CFIUS的整体审议过程仍是处于保密状态的。   不过目前美国方面已经在讨论是否要给CFIUS赋权,使其可以直接叫停交易,而不需要让总统来做出最后决定,因此也经常引发政治争端。   目前美国国会立法的进程显示,美国国会极有可能在今年对CFIUS的法律地位进行更新,最有可能的一个法案是来自于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党鞭科恩(John Cornyn),他一点都不掩饰推动立法是缘于对中资企业在美收购的忧虑。科恩表示,将令CFIUS变得更加现代化,其中就包括两个监管重点:在敏感科技和来自关切国家的投资者方面增添交易特殊要求。在其中,他计划起草特别关注的国家名单,且即便是来自于外资的小股权投资和合资也不能躲开审查。   伟凯在报告中指出,虽然目前讨论有关CFIUS法规将如何更新的问题有些为时尚早,不过目前看起来,这是国会在10年中第一次开始对CFIUS进程进行立法更新工作,而这一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在敏感技术领域(如半导体领域)的外资投资的普遍担忧。   而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如何要在美收购中尽可能规避CFIUS风险呢?一方面,在半导体方面的收购将始终是监管重点。另一方面,雅丽诺斯指出,还是可以在考虑交易的特定环境下使用一些策略的,譬如剥离敏感业务或在组织交易时,尽量减少外国投资者能够参与或访问美国业务的途径。   欧盟版本CFIUS也要温和成型   在大洋彼岸,以中资成功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公司事件为分水岭,欧盟内部乃至部分成员国层面对中资从欢迎到猛烈反弹,并一度在欧洲议会层面提议创建一个欧盟版本的CFIUS,不过由于CFIUS意味着审查监管权力的高度集中化,遭到了欧盟各国的集体反对,最终弱化为上文容克所提出的框架。   伟凯在评估该框架的最新一期报告中指出,该监管的影响预计主要是程序性的,实际后果将取决于委员会和其他会员国的实际参与,且预计最早将于2018年底之前在立法程序完成后生效。   欧盟委员会提议,该框架将建立在欧盟成员国现有的外资审查机构基础之上,来自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的代表将共同组建一个协调小组,该小组的职责包括确定哪些外资并购行为属于国家层面、跨国层面或欧盟层面的战略性并购等。   譬如当成员国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欧盟利益时,尤其是涉及重要研究领域如太空、运输、能源和电信领域的外资项目,欧盟委员会将启动审查程序,不过最终决定权仍由成员国自己掌握。   一言以蔽之,非欧盟类企业未来在欧盟投资能源和电信等重要基础建设领域,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这样的关键技术领域时,恐怕会面临更多的监管程序。   容克还称,欧盟不是“幼稚的”自由贸易者,“如果一个外资国有企业希望购买欧洲港口,部分的能源基础设施或国防技术公司,必须在具有高透明度、经过审查和论证的情况下才能获批。”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要注意容克所使用的这个欧盟并不幼稚的提法。   “目前这一法案最终要得到欧洲议会批准,引发的辩论对欧洲是有益的,对中国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讨论。不过这一法案并不针对中国。”他也指出,目前看到的版本比之前预想中的要“温和”。   何墨池表示,当看到中国的资金在大举进入欧洲的战略技术领域时我们感到忧虑,即这种行为有可能会引起经济冲突,或者助燃欧盟的民粹主义情绪,而且当我们在做研究时可以看到,中国对德国的投资令德国的情绪迅速变“酸”,最终成为了一个政治议题,最终在德法意三国出现了上述立法诉求。   不过在采访中,有来自于德国商界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界人士也表达了对欧盟以及该国政府如此处理外资监管的不满,并认为寻求投资互惠的方式在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而出台投资限制政策并不是基于有利于市场的最优选择,而是基于政治和选情的考量。   9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针对欧盟拟出台新的外资审查框架时指出,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一向倡导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并因此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关闭自己的大门实现不了持久的发展,为了短期利益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从长远看也是得不偿失的。
开始日期:09-25
       截至2016年底,全国创投风险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高新企业数目近8500家,占比44%,累计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金额1567亿元,占总投资金额的41.6%   “在创新创业的政策需求方面,上海下一阶段重心将关注草根创新。”   9月24日,在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格局与使命”为主题的2017浦江创新论坛的政策论坛上,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就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选择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朱启高在论坛上作了上述表示。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核心支点。同时,全球科创中心的形成是政策选择的过程,要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走在前列,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政策优势。   上海将关注草根创业   朱启高在论坛上表示,目前支撑上海发展的资本基本上是“三三三”,即三分之一是国资,三分之一是外资,三分之一是民资。和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在民营经济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还有距离。   朱启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首先,上海将会成立相关的母基金,比如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下一步可能会成立50亿~200亿元的资金,来支持各类创业和创新。其次,上海将会在发展空间方面建立一系列的众创空间,让更多有志于在上海创新创业的年轻人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进入。第三,在税收政策方面,上海将更加倾斜于这些创新创业者。   9月23日,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科创基金”)成立,其目标管理规模为300亿元人民币,首期募资规模为65.2亿元人民币。在具体投向上,上海科创基金重点关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环保新能源等行业,聚焦处于初创期及成长期的子基金或科创企业。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张炳清在论坛上介绍,近年来,对于初创企业,中国积极发展天使投资、创投投资,并鼓励其投资于初创企业的科技型企业。   目前,中国创业投资机构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较2015年增长了15%。管理资本总量近8300亿元,较2015年增长24%。创投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规模目前看仅次于美国。截至2016年底,全国创投风险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高新企业数目近8500家,占比44%,累计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金额1567亿元,占总投资金额的41.6%。   同时,中国政府不断完善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和活力。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为企业减免税达到1243亿元,同比增长25.2%。   张炳清也谈到了政府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比如,对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国政府给予比一般企业更大的研发加计扣除力度。今年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有9942家小型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同比增长24.6%,增幅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   对于成熟期企业,政府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中重点考察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能力等方面的内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15%的所得税率,比普通企业税率低40%。到2016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已达10.4万家,减免企业所得税超过1400亿元。   政策的国际视野与借鉴   如何定位科创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认为:“首先定位要明确合理,功能要清晰,要分阶段完成目标,不能好高骛远。”   比如,科技之城怎么定位,产业引领怎么分阶段,每个阶段做什么;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哪个位置,是高端还是中端,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另外,创新创业具有国际竞争性,需要在国际环境中观察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思考怎样创造更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   胡志坚也表示,要成为科创中心,目前各地的科技基础设施还是相对薄弱的。“这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加大重大科技技术群的设施建设,也要支持企业,特别是搭建一些公共产品,为中小企业服务,免得每一个企业都建重复设施。”   胡志坚提出,要营造国际化的生态环境,欢迎全世界的人到科创中心来从事科研创新的事业,“如果是小循环,近亲繁殖,本地人折腾,很难有竞争力。”   同样在论坛上,美国《硅谷指数》年报创始人、执行总裁RussellHancock谈及了对硅谷发展非常有力的监管政策:“比如说法制、专利、著作权、版权,还有争端解决的体制和机构,如果这方面没有政府的监管与保护,硅谷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功。”   “在美国有与牛津、剑桥的合作圈,如果在一个地方没有做好,就换到另外一个研究组织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这样的宽松环境,能够使个体研究者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即使遭遇一次性挫折后不会导致其造成致命性打击的结果。同时,这些个体研究者不需要换居住地,也不需要家属迁移。”英国上议院议员、前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威尔莱茨(DavidLindsayWilletts)表示。
开始日期:09-25
       9月2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关于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红花注射液和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喜炎平注射液质量问题的通告》,这两家公司生产的药品因存在不良反应,被勒令停止使用。监管部门要求这两家公司立即召回相关批号产品。   据记者了解,喜炎平注射液、红花注射液曾被监管部门提示警惕其存在的不良反应。   来自东吴证券的分析报告认为,未来中药注射剂市场将进一步收缩,产品质量将成为决胜关键。   一位医药行业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在监管部门下令彻查此事之际,两家公司的产品销售或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喜炎平注射液在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液销售领域领先,可谓是明星产品。   再涉不良反应   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17年8月底,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监测发现,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红花注射液(批号:20170404)在山东、新疆等地发生10例寒战、发热等不良反应。9月22日,经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该批次药品热原不符合规定。   此外,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监测发现,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种不同批号的喜炎平注射液在甘肃、黑龙江、江苏共发生十多例寒战、发热等严重不良反应。事发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涉事产品正在检验。   目前,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涉事批次红花注射液共销往山西、江苏等10省(区)。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涉事批次喜炎平注射液共销往北京、天津、河北等28省(区、市).   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所有医疗机构立即停止使用上述批号产品,责令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立即召回上述批号产品。山西、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监督企业停止涉事品种的销售,确保药品全部召回。药品流入地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密切关注药品流通使用情况,并监督相关企业和医疗机构配合召回上述药品。此外,国家食药监总局责令两家企业停止上述产品销售,并彻查药品质量问题原因,针对查明的原因进行整改。在未查明原因、未整改到位之前不得恢复销售。   曾提示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部门曾提示医疗机构等警惕有关喜炎平注射液、红花注射液的不良反应。   2012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通报(第48期)曾提示警惕喜炎平注射液等的严重过敏反应。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病例报告数据库中有关喜炎平注射液的病例报告共计1476例(单用喜炎平注射液病例报告971例,占65.79%).   2012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关于修订红花注射液说明书的通知》,根据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控制药品使用风险,决定对红花注射液的说明书进行修订。2013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52期)》,提示警惕红花注射液的严重不良反应。彼时,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中红花注射液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分析显示,该产品在临床上存在不合理使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超剂量用药。历史监测数据显示,严重病例中涉及超说明书规定剂量用药的占17.19%。   中药注射液的安全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开始限制了中药注射剂的使用范围。   2017年2月23日,人社部正式印发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喜炎平注射液、红花注射液名列其中,红花注射液被限制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并有急救抢救临床证据的患者,喜炎平注射液被限制用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重症患者使用。   今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曾对外表示,要加快推进药品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启动中药注射剂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再评价工作。   然而,江西青峰医药集团官网发布的文章显示:“通过院企期合作完成了喜炎平注射液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研究共覆盖了6个省区的20多家医院,共完成了30759例用药患者的安全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喜炎平注射液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75‰,属罕见不良反应,而且不良反应多数症状轻微”。   中药注射液面临洗牌   频现质量危机的中药注射液面临行业洗牌。东吴证券的分析报告认为,未来优质产品将恢复至低速的健康增长状态,而质量、销售均不存在优势的产品将逐渐弱化,质量不过关产品将逐渐被淘汰。   记者在江西青峰医药集团官网上了解到,喜炎平注射液由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独家生产,其主要成分是穿心莲内酯磺化物,具有清热解毒,止咳止痢之功。2016年,喜炎平注射液在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液销售领域前三,连续多年实现稳定增长。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同时也是多个省市基药目录产品。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查询获得的信息显示,有十余家公司获得了红花注射液的34个生产批号,其中包括A股上市公司华润三九、亚宝药业、振东制药等。   其中此次涉事的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为振东制药旗下子公司。2016年,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3.12亿元、2695.44万元,2015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约为2.44亿元、1784万元。
开始日期:09-25
中新网9月25日电 综合报道,本月25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第四轮“脱欧”谈判将正式启动。此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发表讲话,抛出新的谈判“筹码”,但德法两国对此反应平平,为本轮谈判再次蒙上阴影。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对于英国政府准备支付400亿英镑作为脱离欧洲联盟(EU)的分手费的传闻,英方协商代表戴维斯(David Davis)本月24日予以驳斥。   据悉,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引述“布鲁塞尔消息人士”做出上述报道。但戴维斯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那篇报导“可以说捏造了消息”。   戴维斯说:“我不会在节目上说出一个确切数字,这么做很愚蠢。不过,我们对于规划的金额规模有相当清楚的想法。”   法新社称,戴维斯还表示,欧盟要求英国分摊欧盟未来的年金基金,“至少是有争议的”。“上回我们逐条审查,并且针对这些条文相当大一部分的法律基础提出挑战。我们将继续这么做。”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2日公布英国脱欧过渡期计划,在2019年正式脱欧后约2年内适用,期间内英国仍将大致遵从现有欧盟法规。   不过戴维斯强调,过渡期结束后,英国“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管辖,这点是强硬派脱欧人士最关心的议题之一。
开始日期:09-25
截至今年6月份,人民币是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本报记者 傅苏颖    “2012年,我们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银行通过买方信贷的方式,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12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这是当时国家开发银行探索人民币国际化在农业领域‘试水’的第一笔贷款,虽然金额不大,但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探索了另外一条延伸的通道,即通过货币互换以获得对方的货币来结算。去年,我们尝试直接从塔吉克斯坦收取该国货币。”昨日,一拖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助理单春雨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随着近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国内居民感受到更多便利。“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事情,如公司员工出差等都能体验到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便利。在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人民币已经成为可接受的货币,所有日常消费都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支付。”宇通客车海外市场部副部长常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都有同样的感受:如今人民币已越来越有“国际范儿”!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迎来新的里程碑。   人民币国际化“八年加速度”   将“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近日,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他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亲身经历的事情。   连平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推进。而在更早的三、四年前,他带领团队对此做了很多调研并提出了一个方案。当时,“将来的出口可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个观点引起了企业很大反应,多个公司老总认为非常不可思议,连连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连平笑着称,“当时在企业眼里,国际贸易就该用外汇结算,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也正因为有了这一经历,在2009年下半年央行正式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结算后,第一单跨境人民币贸易支付结算是由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共同完成的。   连平指出,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储备货币地位稳步提升。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推出。央行已在二十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成为离岸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成功上线运行,跨境资金清算、结算设施不断发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已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储备货币地位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的推进将给人民币国际化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截至今年6月份,人民币是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占比1.9%)、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全球有超过1900家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约有56个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在中国境内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并纳入其外汇储备。   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今年上半年,债券通、A 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等实现顺利推进。而在此之前的债券市场对外开放,QFII、RQFII、 沪港通、深港通等相继推出,也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将人民币国际化诸多“不可能的事”一 一变为可能。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   促经常项下支付结算上升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整体呈升值态势,累计升值近6%;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对此,连平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提高了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促使我国经常项下贸易支付结算明显上升。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并取消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准备金的穿透式管理。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零,本身就释放出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号。按照8月份远 期售汇签约额75亿美元计算,准备金率的调整将给银行节省15亿美元的头寸与相应的融资成本。“预计未来人民币继续维持如此迅猛升势的概率较小。”   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今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在原有“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报价模型中加入“逆周期因子”。   对此,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学术委员鄂志寰认为,此举可以增加汇率灵活性、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央行推出逆周期因子调控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灵活性增强,预计年内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双向波动、大体稳定的态势。   2017年2月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将中间价对一篮子货币的参考时段由报价前24小时调整为前一日收盘后到报价前的15小时,避免了美元汇率日间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重复反映,在稳定汇率预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连平表示,未来外汇市场投资者的构成还须进一步放宽,引进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实现结构的更加多元化。   人民币“亲和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   今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纳入框架。会议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有关专家指出,人民币的“亲和力”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逐步提升。   连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将夯实做强人民币的区域化基础,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突破;将助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境外信贷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突破;将助推人民币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计价结算及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关键领域突破。   单春雨则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一拖在内的中国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据介绍,作为我国农机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中国一拖具有先进的产品技术和完善的产品系列,拥有拖拉机行业最完整的核心零部件制造体系,这成为其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优势。根据全球经济发展及国家倡议所带来的海外市场变化,中国一拖将结合企业实际,确立东南亚、中东、东欧、独联体、中南美及非洲等6个倡议 市场,通过营销模式创新,以倡议市场的突破带动全球市场。   单春雨表示,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继续向前推进,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可以尽可能多的引导对方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并且能够尽量减少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常浩称,作为企业,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需求十分迫切,因为它可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平衡贸易和稳定汇率,助力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目前,公司主要通过远期结售汇的形式将汇率锁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用稳定的汇率与客户实现贸易的往来。   鄂志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使用。例如东盟这样的区域,需要大量的外来投资,预计到2030年东盟 每年需要约1100亿美元-18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规模,其中约一半是交通运输基建投资,涵盖高铁、公路、港口、机场等。这与中资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 路”倡议较为吻合。目前,中国在东盟十国均已经作出或承诺作出多项重大投资,涉及的金额以数千亿元人民币计算。   “如果这些直接投资部份 以人民币而非传统的美元来进行融资、投资和还款,就将可以在人民币离岸资金池、外汇交易、国际债券发行、贸易融资、跨境支付等重要领域推动人民币在东盟的 使用。”鄂志寰认为,东盟的官方外汇储备增持人民币的诱因也很强。这样,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从原来的贸易驱动转向贸易和投资双驱动,其成果可以来得更快更 显著。
开始日期:09-25
      9月25日零时起   我市启动应急减排措施 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   来源:唐山晚报   本报讯 (记者 赵立峰 通讯员 李超)9月24日,市政府发出《关于启动应急减排措施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的通知》,要求全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行动。   经市气象局、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和市环保调度指挥中心专家组联合会商研判,预计从9月25日起,我市气象扩散条件变差,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质量以中度污染为主,短时出现重度污染。根据会商结果和《唐山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工作方案》规定,市政府决定于9月25日零时起,在全市启动应急减排措施。   应急减排措施主要包括:全市钢铁企业球团竖炉、烧结机限产50%;全市焦化企业出焦时间一律延长至36小时以上;路南区、路北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筑施工工地一律停止土石方作业,拆迁工地一律停止作业。   市政府要求,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要立即将本《通知》要求传达到相关单位,迅速做好准备工作,确保按要求落实到位。市政府将组织督导组开展明察暗访,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对不按要求落实应急减排措施的各类企业和工地,一律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对落实应急减排措施监管不力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责任人,一律移交监察部门进行问责。   这次应急减排措施的解除时间市政府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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